每经编辑 步静
如何评价疫情防控的中国经验与美国经历？如何对待屡屡出现的“病毒起源阴谋论”和“责任论”？《新闻1+1》今晚白岩松专访柳叶刀总编霍顿，看国际顶尖医学期刊《柳叶刀》总编理查德·霍顿怎么说。
如何看待当初中国武汉封城的决定？
白岩松：今天（5月1日）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个记忆中很重要的日子，因为疫情武汉封城整整100天。这么长时间后，您怎么看待当初中国的这个决定？
霍顿：中国政府在面对紧急情况时决定封锁武汉非常果断，通过封锁武汉，中国能够让世界有时间来应对疫情，这不仅仅是正确的决定，同时也向其他国家展示了他们应该如何应对疫情的紧急威胁。所以我认为应该感谢中国在武汉抗击疫情中做出的努力。
2月20号柳叶刀就刊文反对病毒不是来自大自然的说法，为什么？
霍顿：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所说，最近几个月我们在对抗两种疫情，一种是由病毒所引起的，第二种是由虚假信息引起的。虚假信息在很多时候造成的影响和病毒引起的疫情严重程度相当。您提到的“病毒阴谋论”对抗击疫情是不利的，我们必须要了解病毒起源，并以科学的态度来研究它，不能让这样的阴谋论扰乱我们的思考，这种阴谋论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很严重的。
回应病毒起源阴谋论
霍顿：在一个层面上来说，这些说法很多非常可笑，但也要重视它们。在欧盟有一项针对虚假信息的研究，虚假信息有些非常可怕。比如有些人说未来注射疫苗是危险的，或者说这种疫情是由媒体所炮制的，或者说这种病毒对人不会造成威胁。所以要重视这些谣言，要证明谣言是错的。很不幸的是现在有些媒体报道中，这种谣言就像病毒一样扩散并影响着人们，对人们造成了伤害。所以需要在防控病毒传播的同时也破除谣言。
寻找零号病人有意义吗？
霍顿：我认为寻找零号病人并不是很有意义。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艾滋病大暴发时，很多人都想找到艾滋病零号病人，找到在美国扩散这种病毒的超级传播者是谁，花了很多精力寻找零号病人。当时人们以为已经找到了零号病人，这个人被媒体曝光之后引起了广泛讨论，但是很多年之后发现这个人并不是零号病人。所以找到这个扩散了病毒的人可能会引起很多问题，比如造成对他的污名化和歧视，也并不能起到什么作用，也肯定不科学。但确实要了解这种病毒的起源，知道它来自于哪里，这种病毒很可能是从一种动物宿主传播到人类。我们需要了解病毒在动物之间的传播过程，并且了解动物身上的病毒如何传播到人类，还要避免这种病毒造成从动物传播到人类的情况。现在的目标是了解动物身上产生的病毒是从何而来，减少病毒从动物传播到人类的风险。重要的不是寻找零号病人而是了解病毒起源。
指责中国是传播源头的说法没有用也不真实
霍顿：很不幸的是我们听到了这样的说法，有些人正在指责中国是疫情传播的源头，其实指责并没有用也并不是真实的。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冷静下来与中国政府合作来了解疫情，竭尽所能确保疫情不会卷土重来。中国自己不想看到疫情的暴发，也不应为此负责。但事情已经发生了，我所了解到的中国医生和科学家已经做出了最为杰出的贡献，他们对政府提建议、治疗病人，保护了中国公民的生命。所以我认为中国应该非常自豪，因为中国有非常优秀的科学研究和医务人员群体。有一些世界政治领导人批评中国，这是不公平的，从事实上就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感谢抗击疫情的中国医生和科学家。
没有从非典中吸取教训是人类的悲剧
霍顿：2002年到2003年暴发的非典疫情，实际上病毒已经传播到一些西方国家，比如加拿大，病毒传播到多伦多时，世界卫生组织当时也发出了预警。在过去的一代，我们已经了解病毒跨国传播的风险，在17年前非典疫情结束后，当时世界各国承诺，将会改变应对未来疫情的方式，他们承诺会非常重视疫情的暴发，但实际上最近新冠疫情的暴发显示出，我们并没有从中得到教训，没有认识到病毒的危险性，这是悲剧，这是真正的人类大灾难。
柳叶刀总编认为能与世界分享的中国防疫经验是什么？
霍顿：中国的经验是快速果断的决策，这是有原因的，中国有应对SARS病毒的经验。当时非典突然来袭，整个中国当时也是猝不及防，我认为中国政府在非典疫情之后决心做出改变。过去20年当中中国在医院和卫生系统当中做出了巨大投入，在一些大学还有科学研究方面中国政府也投入了很多。所以去年12月发生新冠疫情的时候，中国有这样科研的能力，同时还有医疗资源能够应对疫情。同时还有政治方面的能力，因为中国了解到这次疫情和非典病毒类似，对于中国社会造成的威胁非常大，所以果断决策。而西欧国家并不认为这是类似于非典的病毒，而是类似于流感。我们认为这种疫情顶多是另一波流感，并没有重视这样的危险，我们认为流感不是非常严重的疾病，这种病毒可以在人群当中传播，引起国内的群体免疫之后就能保护我们，但实际上这是严重判断失误。中国是对的，我们是错的。
中国的科学发展已是世界领先水平
霍顿：中国现在是科学大国，20年前我们收到的中国作者的投稿还不是很多，但是现在中国是向柳叶刀系列期刊提交科研论文方面的领导者之一。挑选论文是很困难的，选择的标准是评价哪些论文是对全球的受众最有影响的，中国的科学发展已经是世界领先水平，中国的很多科学研究是和全球受众相关的，中国有非常好的全球科研机构，还有科学界的领导者，这得益于中国政府在过去20年对科研方面的投入，这是促使中国在这场疫情当中取得成功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把中国纳入全球医疗科学研究中是疫情后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
霍顿：中国并没有被认为是医学和医疗科学领域的大国，但这次疫情的确反映出了中国的优势。我希望经过这次疫情后，更多国家能认识到中国在疫情中所做的贡献，中国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因此肩负重责，来保护并改善这部分人口的身体健康，我认为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里一直在这样做，在过去的两至三个月里尤其如此。我要再次强调，应对疫情的重中之重在于各国之间的通力合作，我们需要携手中方同仁，把他们纳入到全球医疗科学研究中，这是疫情后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
疫情过后世界公共卫生领域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霍顿：在每次大事件，比如说这次疫情后，世界都会有所变化。但是坦白说，是变得更好还是更坏？这个目前还不知道，但总体来看有两条道路：一种道路是更好的合作，各国能够共同合作，守望相助，其他国家能够理解到中国居民的健康状况，会影响到我和我家人的健康情况，我的健康状况会影响你的健康状况，我们相互依存，必须坐在一起共同解决问题，这是一种道路；另一种道路就是分裂，不进行合作，而且损害那些推崇合作的组织，认为自己能独自解决问题，并不需要合作。这次疫情里两种道路呈现了鲜明的对比，在我们谈话的当下，我还不知道疫情结束之后世界会朝哪条道路走，是合作的道路？还是分裂的道路？这取决于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努力，展示出合作的道路是我们坚定要走的道路，全体人类必须朝着合作前进。我希望中国能发出强劲的声音，来支持全球走上合作之路。
（每日经济整理自新闻1+1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