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张唯
当地时间2月10日，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夫妇发布了2020年度公开信《放手一搏：盖茨基金会成立二十年来的思考》。在今年的年信中，比尔和梅琳达回顾了过去二十年里，全世界以及盖茨基金会工作发生的变化。年信称，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盖茨基金会总共捐赠了538亿美元。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夫妇2020年度公开信
梅琳达在信中表示，过去二十年里，盖茨基金会不断加强继续推动全球健康和公共教育的承诺，同时也对另外两个问题产生了强烈的紧迫感。于比尔，是气候变化。于我，是性别平等。放眼未来二十年，我们也将在这两个议题上放手一搏。
“随着我们迈入新的十年，世界依然充斥着许多动荡和不确定。”盖茨夫妇写到，“即使处在这样一个挑战重重的时刻——其实也恰好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更需要一如既往地支持那些倡导者、研究人员、政府领袖，还有那些奋斗在一线的工作者们，他们的努力让更多地方的人过上健康且富有成效的生活成为可能。”
这其中包括为了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而在一线不懈努力的人们。盖茨基金会于2月5日宣布承诺投入最高1亿美元，用于支持全球应对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疫情。盖茨基金会称，这笔资金将有助于加强病例发现、隔离和治疗，保护弱势人群以及加速开发疫苗、药物和诊断方法。
这其中，盖茨基金会将投入最高2000万美元资金，用于加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的发现、隔离和治疗，以阻断传播、控制疫情；将提供最高2000万美元资金，帮助这些地区的公共卫生部门提升应急运作能力、加强疾病监测，并提高安全隔离和治疗确诊病例的能力；还将提供最高6000万美元资金，用于加快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治疗和诊断工具的识别、开发和测试。
盖茨夫妇在年度信中进一步解释了他们在全球健康和公共教育领域的工作，以及他们所承担的风险，实际上是为未来的进步奠定了基础。他们还分享了为何选择气候危机与性别平等作为个人的工作重点，以及这两个议题将如何影响他们未来二十年的工作。
二人在信中提到：“疾病既是不平等的症状，也是不平等的原因，而公共教育是推动平等的动力。我们很清楚慈善事业不会——也不应该——代替政府或私营板块的角色。不过我们确信，慈善事业能在推动社会进步上能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盖茨基金会成立于2000年，总部设在美国西雅图。秉承着所有生命价值平等的信念，基金会致力于将人类的创新才能应用于减少健康和发展领域的不平等现象。自2007年设立北京代表处以来，基金会支持中国改善公共卫生状况、消除极端贫困，并助力中国发挥创新潜力、分享发展经验，成为全球健康与发展领域的重要伙伴。
在2019年的公开信中，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夫妇分享了投身全球健康和发展工作过程中发现的九大意外，例如，投资非洲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重要性，常被忽略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来源，厕所还是一百年前的老样子，20多亿人无法用上体面的厕所等。
以下为比尔和梅琳达·盖茨2020年度公开信全文：
二十年前我们创办盖茨基金会时，9·11事件尚未发生，全球经济还没有大规模衰退，社交媒体也仍待兴起，当今的世界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世界上都有很多值得关注的问题，针对其中任何一个进行投资都有充分的理由。我们很早就知道，会把从微软获得的大部分财富捐赠出来，用于改善他人的生活。挑战在于，怎样才能以一种有意义且影响力大的方式进行回馈。
在寻找合适的慈善方向过程中，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与专家们交流，并阅读了大量报告。过程中我们认识到，需要把更多的关注放在世界上最贫困的人群身上，满足他们的需要。盖茨基金会的核心理念是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二十年过后，尽管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这仍是驱动我们工作的首要原则。
随着我们迈入新的十年，世界依然充斥着许多动荡和不确定。然而，即使处在这样一个挑战重重的时刻——其实也恰好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更需要一如既往地支持那些倡导者、研究人员、政府领袖，还有那些奋斗在一线的工作者们，他们的努力让更多地方的人过上健康且富有成效的生活成为可能。
过去二十年里，盖茨基金会一直重点关注改善全球健康和提升美国的公共教育体系，因为健康和教育是实现一个更健康、更美好、更平等的世界的关键。
疾病既是不平等的症状，也是不平等的原因，而公共教育是推动平等的动力。
我们很清楚慈善事业不会——也不应该——代替政府或私营板块的角色。不过我们确信，慈善事业能在推动社会进步上能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在最好的情况下，慈善可以承担政府无法承担和企业不愿承担的风险。政府需要将大多数资源集中在那些已被证实有效的解决方案上，企业对股东负有受托责任，而像我们这样的基金会则拥有一定的自由，可以去尝试那些他们不会尝试的想法，其中有些或许会带来突破。
我们的挚友沃伦·巴菲特对此有个生动的说法。他一直都给我们很多绝佳的建议。当他把大部分财富捐赠给盖茨基金会，并加入我们共同开展慈善工作时，他鼓励我们“竭尽全力，放手一搏（swing for the fences）”。
很多美国人是从棒球比赛中了解这个说法的。当你放手一搏时，你会用上全身所有的力气，将球打向最远的地方。虽然你知道球棒拍可能会挥空、完全碰不到球——然而一旦碰到了球，回报将十分丰厚。
这也是我们对于慈善事业的想法。我们不能仅仅追求一点一滴的进步，而是要将我们全部的力量和所有的资源倾注于那些一旦成功，便能拯救生命、改善生活的大赌注。
需要清楚的是，我们所承担的风险和那些推动世界进步的真正的英雄们时刻面临的风险不可相提并论，譬如深入战区为孩子们接种疫苗的医疗工作者们，志愿前往那些最具挑战性的学校工作的老师们，在全球最贫困的地区挺身而出、反抗压迫她们的陈规陋俗与传统观念的女性们。他们所做的事情需要个人牺牲，而我们不需要——我们要做的是去支持和尊敬他们和她们，希望我们的创新有朝一日能让他们和她们的生活更加轻松、更有尊严。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盖茨基金会总共捐赠了538亿美元。总的来说，我们为取得的成果感到激动。但是，我们所花出去的每一元钱是否都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呢？也不尽然。我们失望过、挫败过、也意外过。但我们相信，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开诚布公都非常重要，分享我们的经验教训也很重要。
在今年的年信中，我们会谈到我们在健康和教育领域的工作，以及我们所承担的风险如何为未来的进步奠定基础。我们也会分享后来才成为工作重点的另外两个议题——气候危机与性别平等——以及它们将如何影响我们未来二十年的工作。
我们最初开始慈善事业时开展的几项投资，都旨在减少全球健康领域的不平等现象。因此，这封信就从这里开始。
全球健康
梅琳达：最初开展全球健康领域的工作时，我们震惊地发现，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早就因为广泛使用疫苗而得以预防的许多疾病，仍然在导致低收入国家的大量儿童死亡。这令我们深刻意识到，贫穷与疾病息息相关。
市场和政府都无法独自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从中看到了慈善资金发挥作用的机会。
我们与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共同创立了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Gavi号召各国政府与其他机构，共同筹措资金购买疫苗，并将这些疫苗提供给低收入国家的儿童。
比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先后创办了一系列国际组织，希望国际社会在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增进合作，包括联合国（UN）、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等等。Gavi也是为了推动类似性质的合作，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儿童获得疫苗。
我们当时并不确定能取得哪些效果。多亏了微软的经历，让我了解创立一个新组织要承担的风险。诚然，这和我们为Gavi承担的风险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为了推出新产品来吸引客户，而是要向世界证明，建立一个疫苗的国际合作伙伴关系不仅可行，而且很有必要。如果我们失败，政府或其他资助方或许会就此止步，不再投资类似的项目。
我们当时面临的问题很多。我们能否筹措足够的资金，说服制造商以发展中国家负担得起的价格提供疫苗？就算我们筹集到了，又能否说服各国政府承担起这个艰巨的任务，为儿童接种这些新的、尚未被充分使用的疫苗呢？
对于这两个问题，如今都可以响亮地回答：“能”。到2019年，Gavi已经为超过7.6亿名儿童接种疫苗，避免了1300万儿童的死亡。它也成功地将更多的疫苗和物资，以更低廉的价格引入市场。举个例子，一剂可以预防五种致命感染的五联疫苗（pentavalent vaccine）过去的价格是3.65美元，现在不到一美元。
梅琳达：如今，全世界86%的儿童可获得基本的免疫接种，这个数字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高。
但是，要覆盖剩下的14%，要比实现这86%的过程难得多。这14%的孩子，是世界上边缘化程度最严重的群体之一。
他们中有些生活在基础设施极为薄弱的国家，频繁的冲突使得医疗系统无法正常运转。还有些住在偏远的农村地区。最让人感到无力的是，有些孩子距离医疗机构仅有几百米的距离，但医疗体系却无视他们的存在（想象一下那些住在内罗毕或里约热内卢人满为患的贫民区里的新移民的孩子）。Gavi现在正在加强与多个国家的合作，用更有针对性的手段，为特定地区无法接种疫苗的孩子提供帮助。
Gavi正在为下一个五年的工作筹集资金，我们希望能激励更多的资助方共同参与，进一步推广这个成功案例，从而惠及所有儿童。更多的资金能让Gavi拯救更多生命。我们认为，对Gavi的大力投入是我们迄今为止做过的最好的决策之一——我们为这项投资所带来的回报感到振奋。
比尔：我们在疫苗上的工作，与我们从一开始就密切参与的另外一项工作有共通之处，也就是艾滋病。
在基金会成立之初，富裕国家的艾滋病死亡率因为新医疗措施的出现终于开始下降。但就像疫苗一样，在高收入国家挽救生命的医疗工具无法在低收入国家得到普及。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新感染人口数量当时仍在激增。我记得曾在《新闻周刊》（Newsweek）上读过一篇可怕的文章，说艾滋病病毒能让整整一代的孩子变成孤儿。
为了应对艾滋病的不断扩散，以及另外两大疾病杀手，我们在2002年资助成立了一个新组织——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简称全球基金）。全球基金与Gavi有着相似的目标：向低收入国家引入能够挽救生命的药品、技术和项目。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个组织也承担着类似的风险。
但和Gavi一样，全球基金同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仅仅在2018年，在项目实施的国家中就有将近1900万人获得抗艾滋病毒治疗。
全球基金创立之后，我们了解到全球范围内有很多将创新科技用于最有需求地方的计划。于是，在支持全球基金的同时，盖茨基金会还投资支持了一系列新工具的开发。
一开始，我们将很多资源投入到需要每天坚持使用的艾滋病预防手段。出于各种原因，这项工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成果。
例如，我们曾经看好可以预防感染的阴道凝胶，但事实证明它并不能有效阻止疾病传播。现在虽然有了一种每天口服的预防药物，只要连续不间断服用，预防有效性可达99%，但这款药物在中低收入国家的推广并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所以对当地艾滋病防控的效果有限。当地的卫生项目还在努力寻找方法来推广这种需要每天口服的药物，让它既有吸引力，又能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关注长效的预防措施。想象一下，不再需要每天服药，而是每隔一个月打一次针，或者在胳膊上做一次皮下埋植，甚至一针疫苗就可以完全消除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
盖茨基金会也在关注长效的治疗方案。多亏了重大的研究进展，现在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接受治疗，就能和未感染人群达到相同的预期寿命。但正如目前的预防措施一样，（这类治疗方案也）需要每天坚持用药。我们正在寻找新型治疗方案，以降低用药频率，希望能够将用药间隔延长到一年。
即使这些长效治疗方案得以实现，我们依然需要克服很多挑战，才能真正扭转疫情。
古古列图社区卫生所的工作人员向我们介绍他们在南非开普敦见到的艾滋病和结核病患者情况。
梅琳达：2003年，我们访问了一家位于博茨瓦纳的艾滋病诊所，那里是当时非洲大陆上最大的艾滋病诊所之一。那次访问让我们深刻认识到这个疾病背后的社会结构因素。
一位荷兰医生告诉我们，他和妻子曾在家里雇了博茨瓦纳当地的一个妇女。有一天，这位女性告诉他们，自己要回村里一趟，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这对夫妇担心不已，前去找她，结果得知她因为艾滋病去世了。
令他们震惊的并不是她患有艾滋病，而是她生前从未寻求治疗——哪怕她就在诊所里工作，哪怕她本可以拥有最好的医疗救治。那种被艾滋病所笼罩的耻辱感是毁灭性的，甚至可以致人于死地。
我们一直记得这个故事。它让我们认识到这个疾病的复杂性，也让我们的行动变得更为清晰。
事实是，在与艾滋病的抗争中，仅靠医学干预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关注感染者们真正关心的事有哪些，是什么在阻止他们寻求预防和治疗手段，以及那些在临床试验中行之有效的治疗手段为什么没法在日常生活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例如，就我们所知，在非洲南部与东部的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青春期少女和年轻女性所占比例相当高。这背后的原因有贫穷、有暴力、也有性别约束。
尽管我们认为已经很了解这些女孩，但依然有很多是我们不了解的。我们能从自己的角度看待她们的生活，但无法设身处地从她们的角度出发，掌握足够的数据。这令我们很难找到适合他们的有效方法——不论是医学上的，还是其它方面的。
幸运的是，相关研究正在迎头赶上。去年十月，我在约翰内斯堡见到一位基金会的合作伙伴，他们的工作就是填补这部分的数据缺口，让青春期少女和年轻女性一起参与进来，共同制定能够更好地满足她们需求的治疗与预防方案。
盖茨基金会也与一个美国政府支持的项目合作，项目名为DREAMS ，是“坚定、韧性、赋权、无艾滋、有指导且安全”这些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缩写。正如这个名字的寓意，这个项目从更广泛的角度切入艾滋病预防工作。它关注的领域还包括金融扫盲、创业、消除性别暴力——这些都能帮助妇女和女孩们过上健康向上、无艾滋病的生活。
过去的二十年里，科技在攻克艾滋病问题上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成就。世界对于如何运用新科技的理解也在不断进步，这至关重要。
比尔：全球健康一直是盖茨基金会所关注的核心领域。气候变化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更易患病，这份工作在未来只会愈发重要。（稍后我会在信中就此再进行补充说明。）
除了在疫苗和艾滋病方面的投资外，我们还将继续支持疟疾、结核病和脊髓灰质炎等其他传染病防控取得进展（其中，关于脊髓灰质炎的工作主要通过与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行动GPEI的伙伴关系来开展）。我们也会继续资助自主计划生育、孕产妇和新生儿健康方面的新尝试，并探索预防营养不良的新方法。
我们之所以做这些，是因为健康改善对于脱离贫困至关重要。只有人们健康了，他们的生活才能得到改善，这个世界才会最终变得更美好，更公平。
公共教育
梅琳达：比尔和我一直很明确，基金会在美国主要关注基础教育（K-12）和高等教育。在美国想要获得成功，就像一个复杂的方程运算，里面有太多的变量需要考虑，包括种族、性别、出生地、父母的收入水平，等等。而教育，是这个方程中极其重要的因素。
我们二人都曾在一流的学校上学，也明白这为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机遇。我们也知道，有数百万的美国人——尤其是来自低收入家庭和有色人种的学生——无法得到相同的机会。
专家们当然能以更严谨的方式来描述这个现实。2001年，我曾与教育家黛布拉·迈耶（Deborah Meier）会面，她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她的著作《思想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ir Ideas）令我理解了，公立学校不仅仅是重要的社会平衡器，更是振兴民主的推动力。她写道，民主需要每个公民的平等参与。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的公立学校不能让学生做好充分参与公共生活的准备，他们也无法服务好我们的国家。
这段话时常令我深思。它着实令我意识到这份工作是何等重要。
如果在二十年前被问起，我们会说全球健康是基金会做的最冒险的工作，而美国教育是我们最可靠的选择。实际上，这二者的结果恰恰相反。
在全球健康方面，有许多证据表明世界走上了正轨，比如儿童死亡率的大幅降低。反观美国教育，目前尚未达到我们的最低期望。现状对美国学生来说依然不乐观。
试想一下：美国小学平均每个班有21名学生。目前他们中能有18名从高中学业，取得毕业证书或同等学历证明（和2000年相比，已有显著的进步），但在这18名毕业生中，只有13名会在高中毕业一年内接受高等教育。未来6年中，只有7位会顺利结束四年的大学学习，获得学位。
当你把种族因素加进来后，情况就更糟了。如果这个班的所有学生都是拉丁裔，那么6年中只有6名学生会完成4年大学教育。如果都是非洲裔学生的话，这个数字只有4。
进步比我们希望的更难，但这不代表我们可以因此放弃。恰恰相反，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没有拼尽全力帮助学生们发挥最大潜能，那么面临的风险将会更大。
我们当然知道，很多人质疑亿万富翁慈善家是否适合引领教育革新或参与教育政策的制定。坦白说，我们也有同样的质疑。然而比尔和我一直清楚，我们不是要自己产生想法，而是支持那些在教育领域工作多年的人们进行创新，他们包括教师、管理人员、研究人员以及社区领袖。
但棘手的是，即便同样是在教育领域工作的人，也很难对哪些方法行之有效、哪些无效，得出一致的结论。
在全球健康领域，我们知道只要孩子打了麻疹疫苗，他们就会对麻疹免疫，这就意味着更高的生存率。但目前对于教育的因果关系尚无共识。特许学校是好是坏？在校时间应该缩短还是延长？哪个关于分数的教案更好？教育工作者们也无法给出确凿的答案，从而明确哪一种是最佳实践。
同样难以证明的是，任何一个单一举措能改变一切。一个孩子上到高中至少需要13年，这其中有数百位老师、教育管理人员以及当地、州和联邦的政策制定者的参与。这是一个缓慢累积的过程，如果要最终改变结果，需要在中间的不同阶段进行干预。
即便如此，我们也确实看到了进步的迹象。例如我们帮助对课程进行改进，对于防止辍学有了一些心得，并且更加深刻地理解什么能造就一位伟大的老师、又是什么能让一个优秀的老师变得更好。（比尔之后会阐述更多值得乐观的原因。）
我们也为“盖茨千年学者计划”（Gates Millennium Scholars Program）感到骄傲，它先后为两万名有色人种学生提供了大学全额奖学金。我们曾有机会和其中一些奖学金获得者会面，这些场合总是令人感动，其中一位叫凯拉·凯利（Kaira Kelly）的同学跟我说，在接受盖茨千年奖学金之前，她“ 从未梦想过能上大学”。我见到她时，她正在攻读教育学硕士学位，踌躇满志地计划着未来通过工作来回报我们对她的投资。
尽管盖茨千年奖学金为这两万名学生的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变，但在奖学金启动后的十六年中，有数以千万计的学生从公立学校毕业。这意味着我们只接触到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我们的目标是为所有美国学生带来巨大的改变，于是我们将大部分工作从奖学金转移到了那些可以影响到更多学生的地方。
看着像凯拉·凯利这样的年轻女性得以发掘自己的潜力，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感受。这也进一步巩固了我们对于支持公立学校系统的承诺，保证每一位学生拥有相同的机会。
比尔：我们应该如何向学生提供学习和自身发展所需的工具呢？我们在开展教育工作初期就发现，若要学生真正掌握每一年所学的知识，需要清晰且一致的标准。
我们对一套名为“共同核心（Common Core）”的课程标准体系下了大赌注。在这套课程标准发布的两年内，各个州都纷纷予以采纳。但我们很快就发现，仅仅采纳标准是不够的，这点其实我们早该预料到。我们原本以为在各州施行新标准后，市场会作出反应，开发与新标准相一致的教辅材料。但现实是这一情况并未发生，于是我们开始寻找激励市场的方法。
一些老师告诉我们，他们无从得知哪些教材是符合新标准的，于是我们的基金会支持了一家名为EdReports的非营利组织，为教辅材料编撰所谓的《消费者报告》。现在，每位教师都可以去上面查看某本教科书的质量如何，以及是否符合新标准。学校也会依据这些评价，来采购更适合学生的教材。相应地，教材出版商也开始出版更多、更好的教材。
除了教科书，我们还需要其它方法来帮助教师和学生。例如，很多老师无法获取相应的资源来达到对他们的新预期。于是我们找各种机会为他们提供培训，帮助他们调整原有的教学方法。
经过二十年的努力，我们在教育领域学到的经验就是，想要大规模推广这些解决方案十分困难。我们在教育上的早期工作有很多已经触及天花板。一旦这些项目触及十万量级的学生后，我们便无法继续取得预期的效果了。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扩大教育项目的影响力不是将同样的手段复制到每一个人身上，而是需要根据师生的具体诉求进行量身定制。
我们已经将基础教育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支持由一些学校网络针对本地情况开发的特定解决方案上。我们希望这些“学校改进网络” （Networks for School Improvement）可以帮助更多的非洲裔、拉丁裔和低收入家庭学生顺利从高中毕业，并继续接受大学教育。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向30个学校网络资助2.4亿美元，它们中很多（并非全部）都是按地域划分的。每一个网络内包含8到20所学校，专门针对它们自己选择的目标，例如帮助落后的新生跟上进度，得以顺利毕业。
高中的第一年至关重要。一名挂科不超过一次的新生，其顺利毕业的概率是多次挂科的学生的四倍。以这种方式判断学生能否顺利毕业，比用种族、财富甚至考试分数更加具备预测性。
2018年，我参观了芝加哥的北格兰德中学。这所学校的学生通常来自充满暴力、饥饿和其他问题的社区。这所学校曾被评为芝加哥最差的学校之一。
比尔与芝加哥北格兰德中学的学生会面。
后来北格兰德中学加入了“学校改进网络”，并从网络内其它学校获取数据与经验，改变了针对九年级学生的教学方式。
如果你是九年级新生，在你入学的第一天，就有一名老师帮你培养组织能力，制定大学计划，并教你如何使用学校电脑写作业。你每天都可以用校内网络系统查看分数。每五周会有一名辅导老师和你坐下来聊聊，了解你最近的情况，告诉你该去哪些地方寻求帮助。
这个方法奏效了。到2018年，95%的北格兰德新生都处在顺利毕业的“正轨”上，而该校也被评为市内最好的学校之一。网络内的很多学校都在实行类似的规划，并取得了相似的进展。
我们希望创造学校之间相互沟通学习的机会，而非寻找一刀切的解决方案。适用于北格兰德高中的方法并不适用于所有学校。其他网络内的其他学校也要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这非常重要。
梅琳达：过去二十年里，我们不断加强继续推动全球健康和公共教育的承诺，同时我们也对另外两个问题产生了强烈的紧迫感。于比尔，是气候变化。于我，是性别平等。
放眼未来二十年，我们也将在这两个议题上放手一搏。
气候危机
比尔：成立基金会以后，梅琳达和我开始定期前往低收入国家，和那里的人们见面，直接了解我们正在参与的议题。我们去过莫桑比克的一些偏僻村落，比如曼希萨，以了解疟疾的情况。我们也去过尼日利亚的拉各斯等城市，和当地领导人就艾滋病危机进行交流。
虽然我们每次去都是为了了解健康情况，但我的注意力并不总是仅仅在疾病上。我在多次的访问中都注意到一个问题：当地存在严重的电力短缺。每当太阳落山后，整个村庄都会陷入黑暗。我记得在拉各斯没有路灯的街道上，人们在旧油桶里点起火，在旁边围成一团。当时我就想，我们应该做点什么。
在尼日利亚的拉各斯，人们在火边围成一团。
那一刻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会成为我开始气候变化工作的开端。
我们观察到的这一现象就是所谓的“能源贫困”，是全世界8.6亿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现代社会建立于电力系统之上。没有电，你就会陷入黑暗。于是我开始和专家们讨论这个问题以及我们能做的事。
两个事实迅速浮出水面。首先，如果每个人都能获得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那么世界将会变得更加富裕、健康、公平。其次，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在不加剧气候变化的前提下实现这一目标。
那是将近十四年前的事了。从那时起，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来探索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和帮助人们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思路。
沃伦?巴菲特在多年前鼓励梅琳达和我放手一搏时，他指的是基金会当时所关注的领域，并非气候变化。但是他的建议在这里同样适用。如果不下大的赌注，世界就不可能解决气候变化这样的难题。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全世界需要进行前所未有的通力合作，每个经济部门都要进行空前规模的创新，太阳能和风能等清洁能源需要得到广泛推广，我们也需要齐心协力地帮助受全球变暖影响最严重的人们。只有在我们决定了要做什么，以及怎么做之后，这一切才能发生。
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一个行动计划。
好消息是，我们已经踌躇满志、目标明确。一系列围绕气候问题的大胆行动就是最好的证明，其中包括去年秋天的气候罢工运动。至于目标，我们需要感谢《巴黎协定》，感谢所有大胆承诺到2050年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的国家、城市和地区。
那么，为了实现零排放，应该做出怎样的计划呢？答案和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一样复杂。但简单来说就是两件事：减缓和适应。
减缓指的是降低温室气体排放。要实现这一目标，既需要进一步推广现有的解决方案，也需要大量的创新，来创造并推广我们亟需的前沿技术。
当人们谈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时，通常会把关注点放在减排上——这当然是件好事！每个经济部门都需要零排放的替代方案，然而很多行业并不具备。目前，减缓气候变化是我们需要应对的最大挑战。看到有这么多的资源投入到实现零排放上，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我也希望在这个领域的创新有助于为更多人提供电力）。
但减缓气候变化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全部，我们还需要适应气候变化。
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受到了气候变暖的影响。未来，这些影响只会越来越严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全球最贫困的人口对气候变化的“贡献”最小，但受到的伤害却最大。
受打击最严重的是那些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农民，他们依靠种植粮食来养家糊口，本来就在生存边缘挣扎。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抵挡更多的旱灾、洪灾、牲畜瘟疫，或摧毁庄稼的新虫害。若全球气温上升4摄氏度，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区的作物耕作期会至少缩短20%，这还只是平均值。在严重干旱的地区，适合耕作的时间会变得更短。
结果就是粮食进一步减少，对那些自给自足的农民和其他依靠售粮为生的人皆是如此。更多的孩子将遭受营养不良的折磨，贫富差距的鸿沟将会进一步加深。
像这位妇女一样的小农户将是受气候变化打击最严重的人群。
全球气候适应委员会（我是这个机构的联席主席）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总结了政府在未来几十年内可以采取的支持农民的措施。我也希望盖茨基金会在农业方面的工作能发挥关键作用，帮助农民抵御气候变化。十年前，我们开始资助关于耐旱涝农作物品种的研究，例如玉米和水稻。这些新品种已经在帮助非洲和印度部分地区的农民收获更多粮食。未来还会出现越来越多适应不同地区气候的作物品种。
但即使我们能够提高粮食产量，气候变化也会令很多人更难获得所需的营养，从而导致他们更容易受到疾病的侵扰。
要帮助贫困国家的人们适应气候变化，最好的办法是确保他们足够健康，能在气候变化中生存下来。我们要降低营养不良儿童的数量，同时提高营养不良人群的生存几率。这意味着要确保人们不仅可以获得所需的营养，还能获得疫苗、药物、诊断等证实有效的干预措施。
像Gavi和全球基金这样的组织能提升最脆弱地区的健康水平，从而发挥关键的作用。如果我们想要预防气候灾难，仅仅针对气候的干预措施和解决方案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考虑气候变化带来的间接影响，譬如全球变暖将如何影响全球健康。
气候变化是全球面临的最艰难的挑战之一。但我相信，如果我们现在就采取措施减少碳排放、寻找适应全球变暖的方案，气候灾难是可以避免的。
性别平等
梅琳达：除了基金会成立二十周年，我最近也常常在想今年的另一个里程碑：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二十五周年。（如果你不记得这个会议的名字，你也许听说过希拉里·克林顿在会上发表的著名宣言：“人权即是妇女的权利，妇女的权利即是人权。”）
我记得当时读到有关大会的报道时，感觉世界已经为争取女性权益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但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明白如何将性别平等融入我自己的工作中。
比尔和我创办基金会以后，我开始拜访世界上一些最贫困地区的女性。我在自己的书《提升的时刻》（暂译名，The Moment of Lift）中有很多相关描述，因为对我来说，这些行程改变了一切。
我曾遇到一位女士，她要我把她刚出生的孩子带回家，因为她实在无法负担抚养孩子的费用。我在泰国见过的性工作者让我明白，如果我出生在她们的环境里，也会和她们一样，为了养家糊口什么都愿意做。我在埃塞俄比亚见过的一名社区健康志愿者告诉我，有一次她为了躲避丈夫的家庭暴力，在一个地洞里过了一整夜，在她十岁那年。
她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代表了数百万有类似遭遇的女性。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除非我们采取行动，否则这些故事将会不断重演。如果说世界从过去这25年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这些问题不会凭空消失。
数据明确地显示：不管你出生在这个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你是女孩，你的人生将更加艰难。
在发展中国家，男孩和女孩的生活从青春期就开始急剧分化。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女孩平均受教育年限比男孩少两年。在发展中国家，五分之一的女孩会在18岁之前结婚，即便在家庭内部也无法享有平等的权力。
相对而言，在高收入国家，性别不平等在职场上表现最为明显。尽管美国女性获得本科和研究生学位的比例高于男性，但她们往往集中于某些特定的专业，因此获得的工作薪酬也相对较低。男性成为高管的可能性比同龄女性高出70%。有色人种女性的情况只会更糟，她们受到了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双重排斥。
女性追求平等的进展如此缓慢，原因并不神秘。显而易见的是，尽管活动家、倡导者和女权运动已经做出了种种勇敢的尝试，但世界并没有将性别平等做为一个优先事项来对待。各国领导人并没有为推动真正的变革而在政治和财政上做出必要的承诺。
我希望，当全世界在今年将举办的平等的一代论坛（ Generation Equality Forum ）上相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时，也能够为性别平等议题激发出空前的能量和关注。但这一次，我们需要确保这些能量与关注转化为切实的行动。
如果我们再次错失机会，任由聚光灯再次熄灭，我们可能会助长一种危险的言论，即性别不平等是无法避免的。我们需要响亮而清晰地告诉世界，这些问题看起来无法解决是因为我们从未投入必要的努力去解决它们。
要想让这次不同于以往，我们需要大胆尝试新方法，同时撬动三个杠杆来消除不平等。
首先，帮助女性在政府、科技、金融和健康等关键部门快速获得晋升。当更多的女性在关键位置上获得决策权时，就会产生更多惠及所有人的决策。
梅琳达参观旧金山的女孩手工坊（Girls Garage）。在那里， 9到17岁的女孩可以学习如何建造和设计自己的项目。
但我们不能止步于自上而下的变革，或只关注某些领域的女性，我们还需要消除所有背景的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障碍。例如，全球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比男性低27个百分点；或者，我们的经济建立在大量女性无偿劳动的基础上；再或，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女性是性别暴力的受害者，这是世界上最常见的侵犯人权行为之一。这些障碍中的任何一个都会使女性更难实现自己的梦想，将自己的才能与想法贡献给社区。
最后，由于性别不平等触及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任何应对措施都需要有广泛的基础。我们需要审慎地激励广大合作伙伴，共同改变社会的常态与期待。我们不仅需要激励那些已经主导相关讨论的社会活动人士和倡导者，还需要激励消费者、投资人、宗教领袖、艺人、父亲和丈夫。
我承认，当我第一次公开谈论性别平等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种冒险。我深知盖茨基金会在性别议题上参与较晚。我担心自己的意见会与专家相左，也担心自己是否是这个议题合适的发言人。但现在我知道，真正的进步需要我们每个人都站出来发声。
我最早公开发声的议题是自主计划生育。发展中国家中有超过2亿女性不想怀孕，但却没有现代的避孕用品可用。当女性可以自行决定怀孕时间和生育间隔时，她们就更有可能完成学业、获得收入，并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提供所需的一切。
除了参与自主计划生育的工作之外，我还带领基金会制定了优先考虑性别平等的战略。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已经投入资金来缩小数据缺口、加强倡导，并支持在经济上赋权女性。
为了提高美国女性的权力与影响力，我成立了一家名为Pivotal Ventures的公司。去年十月，我宣布 Pivotal Ventures将在未来十年中投入十亿美元，加速美国的性别平等进程。我希望这项投资能够声援在这些议题上已经付出多年努力的专家和倡导者，也能激励更多美国和全世界的慈善家做出重要的承诺。
在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来临之际，是时候让政府领袖、企业高管、慈善家和各行各业的每个人付诸行动，共同实现让世界更加平等的愿望。
我想说的很简单：平等，时不可待。
结语
比尔的母亲曾在我们的婚礼上说过这样一番话：“资源越多，责任越大。如何看待这些伴随非凡资源而来的巨大责任，将决定你们的一生。”这些话我们一直牢记于心，并在过去20年里一直努力通过我们的基金会去履行这些责任。
刚刚开始慈善工作时，我们对于创新推动进步的力量感到乐观，并对我们即将踏上的冒险之旅感到兴奋——我们希望通过承担风险来释放创新的潜力。
二十年后，我们依然乐观，也依然选择放手一搏。但现在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到，公平公正地分享创新带来的成果有多么重要。如果只有某些地方的某些人因为创新而获益，那么其他人将会因此而更加落后。
作为慈善家，我们不仅要承担支持创新的风险，也要和合作伙伴一道，共同面对分配创新成果这一巨大的挑战。我们相信，进步应该惠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
这就是我们在过去二十年中开展这些工作的原因，这也激励着我们未来继续前行。
致 谢
我们将这封年信献给所有为基金会的工作做出贡献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