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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研究领域陨落了一位重量级科学家。
7 月 8 日，华裔病毒分子学家黄以静（Flossie Wong-Staal）在加州圣地亚哥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 73 岁。她的女儿斯蒂芬妮 · 斯塔尔（Stephanie Staal）对外表示，病因是与新冠病毒无关的肺炎并发症。
黄以静是业界知名的美籍华裔分子病毒学家，也是世界首位破解艾滋病毒 RNA 结构的科学家。她的研究领导了许多有关 HIV 病毒的开创性发现，包括其遗传结构、侵入免疫系统的方式以及检测和治疗艾滋病的方法，大大增进了人类对艾滋病的认知。
她曾被美国科学资料中心评为 “全美十大超级女科学家” 之一，领导创立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艾滋病研究中心也是世界领先的疾病研究中心之一。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卫生科学副校长大卫 · 布伦纳（David Brenner）博士说：“她是抗击艾滋病的巨人之一，从根本上揭示了艾滋病的病因，并帮助人们找到了第一种药物疗法。”
图｜黄以静在 1980 年代成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首席女科学家，领导了有关 HIV / AIDS 的开拓性研究（来源：NCI Visuals Online）
诺奖级突破：发现艾滋病毒
1973 年，黄以静来到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工作。这是她结婚的第二年，工作变动的原因是丈夫决定来到这里。
她加入了在 NIH 的罗伯特 · 查尔斯 · 盖洛（Robert C. Gallo）实验室，成为博士后研究员。后来这个团队发现了首个人类逆转录病毒，即引起白血病的 HTLV-1。黄以静在其中做了分子分析的工作。
在人类逆转录病毒被发现之前，这种病毒大多在鼠类和禽类中被发现，因此只有少数的生物学家相信，人类身上也有这种病毒。黄以静所在的盖洛实验室是少数派。
她相信的原因是：很难想象人类与动物会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在不同的动物中都发现了逆转录病毒的实例。
1982 年，黄以静成为造血细胞分子遗传学部门负责人。
更大的发现还在后面。1984 年，盖洛团队在《科学》发表论文，宣布发现了引起艾滋病的病毒，取名为 T 细胞白血病 / 淋巴结病 3B 型病毒（T-cell leukaemia/lymphoma virus type IIIB）。
在那一阶段，黄以静所在团队对 HIV 进行了核苷酸测序，并发布了基因序列和组成，阐明了许多变异。这些研究结果，为后来广泛使用的 “鸡尾酒” 疗法提供了科学依据。鸡尾酒疗法是目前公认的疗效最佳的艾滋病治疗方法。
图黄以静所在团队对艾滋病毒的测序结果，1985 年初发布在 Nature 上（来源：Nature）
艾滋病毒，是诺奖级别的发现。然而后来，与之相关的诺奖却颁发给了另一位法国科学家：卢克 · 蒙塔尼耶（Luc Montagnier）。这也是生物学上一段著名的公案。
在盖洛团队的论文发表前一年，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蒙塔尼耶团队就分离出了一种新病毒，命名为淋巴结病相关病毒（lymphadenopathy associated virus LAV)，发表在 1983 年 5 月 20 日的《科学》杂志上 。
后来人们发现，两个团队所发现的是同一种病毒，于是争论的焦点就变成——是谁最先发现。争论在 1987 年达到高潮并闹上法庭，甚至惊动了当时的法国总理希拉克和美国总统里根出面调停。最后的结论是，两个团队是共同发现者。
在 1997 年，对于谁最先发现艾滋病病毒，黄以静在谈话中表示：
毫无疑问，蒙塔尼耶的研究小组首先获得了正确的病毒，尽管他们发表的内容并不令人信服，而且仅来自一个病人。我们的实验室有来自不同病人的多种分离物。多重分离为病因学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
我认为很不幸的是，我们只关注这一个似乎成长得最好的孤例。事实证明，它长得这么好是因为它被一种污染物占据了。这是我们分析并申请专利的第一个原型…… 需要强调的是，盖洛的实验室里不止一种隔离物，我们可以选择其中任何一种来扩展我们的研究。
法国团队最早分离出病毒，但是对于病毒的测序和确认是由黄以静所在的团队最先完成的。在 2008 年，诺贝尔奖秉承奖励原创的宗旨，把生物医学奖颁给了最早发表论文的蒙塔尼耶。
1984 年，艾滋病毒是生物分子学的热点，黄以静回忆，就艾滋病毒克隆的工作，当时世界上同时有三个团队在进行，除了她所在的团队和法国的蒙塔尼耶团队，还有旧金山的 Jay Levy 团队。“就克隆而言，我们是第一，法国是第二，旧金山是第三。”
1997 年，黄以静回顾自己的研究岁月，“NIH 是一个职业生涯的绝妙之地，因为你不必编写资助计划，也没有教学义务，并且有很多互动的机会。”而 1984 年前后关于艾滋病毒的研究阶段则是她职业生涯的巅峰时期，“是一段高产的时期，让人晕眩，有那么多事情去做，你甚至不知道先去做什么。”
早年经历：兄弟姐妹中唯一一个上大学的女孩
1946 年 8 月 27 日，黄以静出生于广东中山，5 岁时随父母移居香港，就读于一所女子全日制天主教学校，1965 年赴美到加州洛杉矶大学读书，1968 年取得学士学位，主攻研究分子生物学。
在高中分文理科时，黄以静选择了科学。这不意味着她不喜欢文科，她对小说、诗歌、散文都有浓厚的兴趣。只是当时人们的观念是，聪明的人应该选择科学。
“大家也觉得这是一种荣誉和特权。对于我来讲，这几乎也是默认的，我被引导到科学的道路上，当然，我从不后悔，我喜欢科学，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感到骄傲。”
与黄以静同时代的女性，能接受高等教育并有幸成为科学家的人凤毛麟角。黄以静的父亲从事进出口业，母亲则是纯粹的家庭主妇，家里有四个孩子，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黄以静排名第三。
在这些兄弟姐妹中，没有一个女性在外工作或学习科学，她是唯一一个上过大学并达到如此科研高度的人。
图｜黄以静早年在美国拍摄的照片（来源：Stephanie Staal）
“人们经常问我，我的家庭中是否有榜样，实际上，我不能说真的有榜样。但是，我的父母非常支持我的学业，他们从未有过女孩不应该接受高等教育的概念，相反，他们为我的成就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我一直认为我的母亲很聪明，她可能对自己从未有过事业的机会感到沮丧，并且很高兴看到我有这样的机会。”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因为在香港求学需求，黄以静最初给自己起的名字是 Yee Ching Wong，当时美国修女老师建议她选择一个英文名字，她想要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于是向父亲询问，父亲给出的名字是“Flossie”，那是一个当时掠过香港地区的大型台风的名字。带着这个来自台风的名字，黄以静的科研生涯也从此乘风起飞。
后来她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进行艾滋病毒方面的研究，有人好奇，她的家人是否会对她研究病毒流露负面情绪。
“实际上是相反的。我的意思是，当他们发现我从事艾滋病工作时，通常他们非常感兴趣。这是一次愉快的晚餐谈话…… 我的母亲说：你确定安全吗？我向她解释说我用手套等保护自己。因此，这不是一个大问题。”
1990 年，《科学家》杂志认定她是 20 世纪 80 年代科学界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女性，在这十年里，她的学术期刊被引用了 7772 次，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选为过去十年的顶级女科学家。
同年，黄以静受聘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负责筹办艾滋病研究中心，1994 年，她被任命为该校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带领该机构发展成为艾滋病领域领导者。
图｜黄以静（来源：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2002 年，黄以静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退休，但她并未离开科研圈，而是再次投身创业。
她作为联合创始人创办了私人生物制药公司 Immusol，并兼任首席科学家、董事和副总裁，该公司后来更名为 ItherX，致力于针对肿瘤学和抗病毒市场的创新药物的发现、开发和商业化。
在公司期间，黄以静还把注意力集中在研发抗丙型肝炎的药物上，直到 2017 年才正式退休。
黄以静一生结过两次婚，一共有两个女儿。她的另一个女儿卡罗琳 · 维加（Caroline Vega）回忆说，正是这种对科研工作的奉献精神让她赢得了同事们的钦佩，“我记得她总是穿着实验室的外套，周围都是比她高很多的男人，她身高只有 5.2 英尺(约 1.58 米)，却总是一个威严的存在，在科研领域身先士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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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https://www.sandiegouniontribune.com/news/science/story/2020-07-09/flossie-wong-staal-obituary?utm_source=dlvr.it&utm_medium=twitter
https://history.nih.gov/display/history/Wong-Staal%2C+Flossie+1997
https://www.the-scientist.com/news-opinion/pioneering-molecular-virologist-flossie-wong-staal-dies-677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