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婷葳（北京大学）
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曾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大学生写家史”系列，记录大时代下一个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
你是哪里人？
“你是哪里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回答这个问题对我而言都是一件极为棘手的事情。每一次需要融入新的环境、认识新的伙伴时，我总希望别人不要以此来引出话题。然而很可惜的是，社交中用于打破壁垒的话，“你来自哪里”最为基本，又不跨越隐私的边界。所以，我的希望也总是会落空。
在流动的二十一世纪，身份认同多元的大背景下，这样的问题对一部分人来说，需要不短的叙述才能把它讲明白。而在冗长的解释之后，又可能会有新的问题接踵而至。
如果足够耐心的话，我有一个很长的答案：“我是一个台湾人，但我在广东长大，我爸是台湾人，但妈妈是湖南人。”紧接着就需要解释爸妈是在广东工作时认识的、为什么我不在台湾念书云云。
虽然大段的解释曾经十分困扰我，但同时这样的身份赐予我们这一辈的，亦是十分独家的记忆。两个月的暑假往往被一分为二，先是跨越台湾海峡，兜兜转转从桃园坐大巴至彰化县，然后直奔当地的鹿港夜市，吃上一份热气腾腾的面线糊和芹菜贡丸汤，回族厝叫一声“阿嫲”，跟她讲半通不通的台湾话。后半个假期又乘车前往湖南，名声远扬的岳阳楼修了又修，也让我很早就将范仲淹的散文背得滚瓜烂熟。我们在外婆家看我妈与小姨打“歪胡子”牌，特殊的吃食记忆是莲蓬与麻辣小龙虾。而待在这两个地方时，又会有些怀念广东，恨不得能拥有几个分身。或许，根本没有哪个地方对于我们家来说是不重要的。
别人在听完我父母的出身之后，总会这样感慨：“你父母真有缘分啊！”潜台词是钦慕这一跨越海峡的浪漫，但在母亲的口中，就变成了“当时什么都不懂，其实没有很了解彼此就结婚了”。在家中的相册翻出这张照片时，她自己也有点惊讶“还写过这种话吗”，带有一点怀念的口吻。
父母的合影
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父母分别来自不同的省市的家庭构成其实比比皆是，并不特别。只是因为台湾这个地方，虽然同广东省、湖南省没有任何不同，同属于省级行政区。但不得不承认一些现实的境况。
1990年代，我父母彼此认识的那个年代，两岸关系有回暖破冰的迹象。伴随着改革开放和中美建交，1979年元旦，炮击金门停止，第五次《告台湾同胞书》言辞恳切，提出“为什么近在咫尺的大陆和台湾的同胞却不能自由来往呢？我们认为这种藩篱没有理由继续存在”，认为两岸应当实现正常的通航和通信，并进行经济贸易之间的交流；1987年，台湾开放大陆探亲，当时的证件名称——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沿用至今；1992年，一个以年份命名并在之后的两岸关系问题中不断被提及的原则——九二共识出现了，“海峡两岸均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更无须提港澳分别在1997与1999年的回归——“一国两制”本是针对台湾提出的方针。
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父亲和他的几个兄弟嗅到了商机，刚刚改革开放的广东地区土地租金低、劳动力成本也不高，而他们又掌握着原先在台湾积累起的制造业信息——订单、客户、人脉等。厂房就如同雨后春笋，在广东市镇的边缘露头了，父亲在自己建成的办公室里挂上台湾地图，底下的批注是“悠游大陆，勿忘乡土”；而另一边，身在湖南的母亲认为改革开放之后去广东比留在本地的“机会更大”，便大胆地坐上了开往广州的绿皮火车。她在批发市场和自己的服装店铺面游走，并盘算着如何更进一步，直至走进父亲的工厂。
而后，广东、台湾、湖南这三个地名，就顺理成章地被串联了起来，承载起一个小家庭的所有记忆。
鞋厂与电脑
在不久之前，我突然意识到，鞋厂未必是独属我一个人的记忆，它还可能是许许多多台商子女的记忆。网约车平台兴起时，我曾有一次遇到过口音十分亲切，也就是有俗称的“台湾腔”的司机。因着“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一使人亲近的属性，我们很快地攀谈起来，“接小孩的当口偶尔会跑一跑（网约车），”他说，“工厂这个点也没什么事。”
我随口问他：“你们是做什么的工厂呢？”
司机师傅笑呵呵地回答道：“就是做你们脚上穿的这个鞋子的噢。”
另外一个佐证则是高三时因为港澳台考试而认识的台湾舍友，我的上铺。她同我一样住在广东中山，虽然在此之前我们从未接触过、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但我们曾在同一家医院的同一张病床上躺过，她的父母也同是鞋厂的经营者。而那家医院的名字是“宝元医院”，和当地最大的鞋厂同名。医院和厂区紧挨，最初建立的初衷就是给鞋厂的员工提供及时的就医，医院里许多医生也是台湾人，总是笑眯眯地带着台湾腔讲话。在东莞、珠海等地都设有台商协会，2010年，东莞台商大厦（现称东莞经贸中心）建成，甚至一度成为东莞本地的最高楼，足有289米高，造价不菲，可见广东台商数量之多、财力之雄厚。
加工鞋材厂在1990年代和2000年初都办得相当红火，订单不断。在我的记忆中，隔三岔五家里鞋柜就会多出很多双“样板鞋”，我们也甚少会选择去商店购买鞋子。在父母的口中逐渐出现了当今年轻人所熟稔的品牌，有时父亲会很兴奋地向我们展示一双鞋，附带骄傲地说这是某某大品牌的鞋子，而工厂接到了他们的订单。万斯、天伯伦、UGG……这些当时进军中国市场、现在还仍占有鞋类销售不少份额的国际品牌，以奇妙的姿态和我们一家联系在了一起。
鞋厂获得UGG品牌授权的证书
1960年代至1990年代，台湾利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而崛起；到了1990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第二波产业转移则来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台商在这一场转移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台湾，确乎是亚洲近代化的一大代表，与国际接轨的程度相较于率先开放的广东而言都高出一大截，更无须提更往里的内陆地区。
我父亲的前半生也因为台湾更高的国际化水平而顺顺利利，做生意颇为轻松。要知道，鞋类产品所附加的品牌价值增益是极为巨大的，给商场大甩卖供应鞋子和给专营店供应鞋子，即便原材料一模一样，价格却天壤之别。在这样的条件下，拥有品牌的授权就拥有了竞争的绝对优势。我父亲曾说自己是做“二老板”的，即赚取需求方和供应方之间的价差，工厂不负责原料采购和最终流入市场的部分。
由于父母都是鞋厂的执行负责人，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都需要驻扎在工厂里监工、做报表或是谈生意。所以我放学后的去处也自然而然地从家转变为工厂，而当时我们几个小孩子又处在狗嫌人厌的年纪，手机里也只有推箱子可以玩，与现在的智能手机是无法可比的。我们最开始的娱乐是在厂房里玩捉迷藏或是单纯到各地乱窜，但父母考虑到厂里有些机器还是有潜在的危险性，也不想我们去打扰他人工作。一来二去，我们的活动范围就被禁锢在小小的办公室中。
出于制造生产的需要，我们家也有幸成为了较早接触互联网和电脑的一批家庭，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年就拥有了电脑。而我接触的第一台电脑已经使用了windows XP系统，电脑被放置在母亲的办公室，旁边附有传真打印一体机。当母亲手头没有文件要处理时，电脑就成了我们几个小孩子的娱乐项目，印象中我们玩的游戏有自带的蜘蛛纸牌、扫雷、三维弹珠以及金山打字，还有一个现在已经搜不到名字的游戏平台。虽然以前我们从未把金山打字中的小偷抓住，但电脑无疑是我们的汉语拼音启蒙老师。
与父亲在电脑前
我们伴随着工厂也增长了一些年岁，再加上在鞋厂无事可做，却往往要待上五六个小时，几个小孩要无聊到蔫了。母亲灵机一动，给我们开“工资”，让我们帮她打报表订单。这其实只是一个十分简单的工作，就是将纸质报价单的数据填写到Excel中，重制一份电子表格，而她开出的“工资”却足有50元。50元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诱惑还是极大的，母亲一箭双雕，乐得清闲。我也是那时才知道原来一双鞋有如此多的组成部分，还有什么鞋舌、鞋内帮、鞋勾心之类的。而报表后尾随的订单数字也常与十万、万、千这样的单位绑定在一起；我们有时也被叫去帮忙填写发票，可以说，鞋厂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
或许是以往的成功太过于顺利，成于产业转移的鞋材厂最终也败于产业转移。母亲在回忆这段过往时只是说：“我们当时根本不会理财，早先年赚钱还是太容易了。”他们没有赶上第三波流向东南亚与内地省市的转移，也没能很快地融入互联网时代，又被一些人所骗，加诸自身理财和投资的不谨慎，导致鞋厂以一个不太优雅的姿态黯然离场，属于它的历史也终究落下了帷幕。
政论节目
在电视时代，观察是谁掌握家中的电视遥控器，似乎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窥见家庭地位的排序。在早些时候，鞋厂还没有遭受新一轮产业转移的冲击，遥控器稳稳地掌握在父亲的手里，少儿频道和综艺节目都要给黄金八点档和政论节目让位。
那时候似乎在大陆收看台湾的节目也并不是难事，早先我们家电视是只有台湾频道的，后来才加上了内地的节目，说起来，我知道湖南卫视比知道民视、三立电视台还要晚。那个接收台湾节目的机顶盒也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我们家的晴雨表，即便瓢泼大雨还在云层，电视也会花屏、信号不良。我们都将这看作下雨的征兆，而这时母亲就会快速地到阳台去收取衣物，而雨总是在她收衣服收到一半的时候落下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央视等内地频道只能可怜地占用我们家电视时间的一小块——下雨和母亲偶尔的调台。当同年的内地伙伴们在看《喜洋洋与灰太狼》、《巴啦啦小魔仙》时，台湾节目对标的少儿频道是《爱探险的朵拉》及日本动漫《光之美少女》《珍珠美人鱼》一类；当《一起来看流星雨》在我身边的伙伴中热议时，我看的是冗长至有一千多集的台语电视剧；诸如新闻联播一类的节目则被政论节目所取代。
政论节目给我的第一印象，大概就是一群人坐在左边，而另一群人坐在右边，镜头扫向某某，字幕里就显现出某某长长一串的头衔，蓝的是国民党，绿的是民进党。他们刚开始往往正襟危坐，到后来吵得面红耳赤，最终在主持人各说一点好话的总结中结尾。具体吵的内容是什么，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但我们几个小孩还是看得挺起劲的，有一次我母亲路过，小声埋怨：“小孩在的时候少看这些。”但也没有人主动去调台，还是这么继续地播了下去。
我父亲不怎么发表自己的看法，只是默默地观看，又因他已去世，他的政见如何我也已无从验证了。我记得，他唯一一次在电视前的呐喊是马英九和蔡英文的交锋，我父亲看着电视里蔡英文与马英九的实时选票，很激动地跟着喊了几声。我们观看政治评论，但基本没人做价值判断，也没人会问孰对孰错。电视机前的我们是沉默着的，只是被动地接受信息。
在我们家，我们对此不敏感，而且心照不宣地认为政治观点不能够超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我们离政治很近，又相当遥远，任何一个与台湾相关的政策都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家庭，但就像在电视机前的沉默一样，我们也只是被动地接受一切可能的变动，生活还是这么过下去。
印象里最后一次在家看的台湾节目，主题是有关财经的。几个主持人和嘉宾在电视机前大呼小叫，试用淘宝APP的拍照搜图，而那时，我甚至已经习惯这个功能的存在有一段时间了。我突然意识到，伴随着鞋厂落幕的，还有台湾地区原来高速增长的GDP。大陆与台湾经济境况已发生了大反转，我与台湾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亦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而被斩断了些许。
谨以这篇家庭史，提供某种不一样的视角，用以纪念大历史之下，一个小小家庭的变迁。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