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列拉”这个词，曾在中国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后来还是被“霍乱”所取代。日语虎列拉是霍乱的意思。系日本细菌部队的主打产品之一。霍乱发病时人员死亡众多，传染快，让人们惶惶不安。日本人为掩盖真相，不允许中国医生参加救治，如果一个家庭中有一人患病，全家隔离，当全家都感染后，日本工兵和卫生兵再放火焚烧他们的房子灭迹。
1943年的8月，巨大的阴云突然笼罩在了北平的上空，在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这座古老的城市，发生了导致数千市民死亡的“虎烈拉事件”……78年过去，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记得这起惨剧，但在很多经历过那段岁月的老北京人的回忆录中，我们依然可以体会到那可悲和可怖的一幕。
一、老北京防疫逐步推进
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新建立的国民政府逐渐开始推进一系列适应世界潮流的改革。卫生防疫工作是重要的内容之一，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像北京、上海、南京这样的主要城市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以北京为例，由市政机构和官办医院主导的对各类传染病的预防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华北地区历来是传染病的多发之地。二月到五月流行的天花、二月到四月流行的白喉和脑膜炎、三月到七月流行的猩红热和回归热，四月到七月流行的斑疹伤寒，七月到九月流行的霍乱、伤寒和痢疾，秋冬时节随时可能暴发的肺鼠疫……简直没有一刻消停的时候。所以，民国后，对传染病的防治工作被当时北平市政府列为重中之重，最具标志性的便是在东四牌楼北十条胡同开办了传染病医院。按理说这里人口稠密，并不适合传染病医院的设立，但考虑到“现在社会风气尚未大开，地点愈远恐人民愈不愿就诊”，故作权宜。几年后移至天坛的神乐署，后因就诊人数的增多和天坛过于偏僻，又迁至朝阳门内南小街陆军军医学校本部，天坛的神乐署改成临时防疫医院。
1918年，内务部于传染病院内附设传染病研究所，并添设中央卫生试验所，一年后在其基础上成立了中央防疫处，这是中国专设防疫机关之始。中央防疫处占地八十余亩，“除办公室、图书室、售品室外，技术室连亘数十间，内有锅炉房、培养基室、试验室、分装室、疫苗室、结核素室、血清室、鼠疫疫苗室、检查室、冰室、汽火室、冷藏室、动物室、疫苗室、狂犬病疫苗室、药品器械库等”，技术设备在当时可谓先进而完善。
随着医疗设施的完善，针对各类传染病的预防工作也得到有条不紊地推进，以免费的种痘为例，1910年北京官方才逐步推进，到1932年北平市教育局卫生教育委员会已经决定在全市各中小学校中一律施行。此外各种舆论宣传也加紧跟上，除了媒体报章之外，宣传种痘的传单、标语和种痘券也都由各自治坊分发给居民，甚至还在每周二由北平广播无线电台进行宣传，这样到1937年的春季，原本预计的种痘人数为7万人，实际达到了105248人，可以称得上成就斐然了。
除了上述预防手段外，在应对突发情况上，市政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如要求执业医生每周将各种异常症状向卫生机构汇报，这样一来，当周边地区有疫情发生时，会采取紧急的应对措施。1918年初春，通县突然发生了鼠疫，内务部立刻在各城门增设卫生队兵，对进城的行人进行检验，铁路局也在车站派检疫医官和卫生巡警或设立防疫检查所，检查来往旅客；还临时筹建卫生警察，分配至各冲要地方执行公共卫生事务，遇有暴死者，即使没有检查出病菌，仍然为谨慎起见，将死者的同居人送往传染病医院进行诊断……可以说，正是上述一系列的工作，使得民国后的北京城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恶行传染病流行。
这一切，随着卢沟桥上的枪声响起，被侵略者的铁蹄无情地踩断。
二、日军打着“医治”的旗号作恶
日寇占领北平后，对这座伟大而古老的城市除了掠夺和抢劫，没干过一件好事。市井萧条就不用说了，所有原本的现代化进程一律被硬生生斩断，卫生防疫工作自然也在内——侵略者怎么可能关心被占领区人民的死活。北平的城市卫生每况愈下，街头巷尾充斥着粪便和垃圾，到处蚊蝇麋集，臭气冲天，很多已经销声匿迹多年的传染病又重新流行起来。“虎烈拉”的突然暴发，就成了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虎烈拉”就是霍乱，因其传染迅速，死亡率高，一旦流行起来势如猛虎而得名。其病原体是霍乱弧菌，症状是日夜不停地腹泻、呕吐，大便稀得像米泔水一样，浑身痉挛，手足发冷，接着因为体内大量失水，故眼窝凹陷，手指和脚趾干瘪，如果抢救不及时，很容易导致死亡。北京文史学者王永斌先生在《老北京五十年》一书中回忆：“石景山制铁所数千工人闹霍乱，死亡2000多人，而全市有多少人得此病，死亡多少人，因日本侵略者封锁消息，就无法估计了”。
“虎烈拉”在北平暴发后，日军除了在交通要道设点检查之外，还向过往的蔬菜车上喷消毒水，命令各家撒生石灰。文史学者成善卿先生在《天桥史话》中回忆：“日寇只要发现一家有虎烈拉病人，就立刻封锁整条胡同，以草绳拦挡两端路口，禁止居民出入，有违犯者轻则被日寇用枪托子或‘懒驴愁’（一种牛皮鞭子，二尺半长，鞭杆与皮条各半，抽一下即血晕）殴打得遍体鳞伤，重则被处死。”
至于那些不幸得了霍乱的苦难同胞，日寇以“医治”为名，一律押送到天桥收容所。这样的收容所在天桥一带共有三处，一处在城南游艺园旧址，另外两处在天桥东北角山涧口内的十五间房和后坑。“虎烈拉病人一进收容所，即等同于判处死刑，不是被活烧，就是被活埋，而城南游艺园旧址就是当年日寇活烧中国同胞的罪恶之地。所谓活烧，即以绳索缚病者手足，扔在石灰堆上以水淋之，石灰遇水碎裂，放出大量的热，病者顿觉灼热难忍，疼痛钻心，其哀求与喊叫之声凄厉，附近居民与路人闻之无不凄然泪下。那些营养极度缺乏而又被病魔侵害得非常虚弱的男女老少，再也禁受不住这种极端残忍与痛苦的折磨，不消一日，便与附着在体内的病菌一并被埋进右安门外的万人坑……”
北京文史名家胡金兆先生在《见闻北京七十年琐记》中回忆，当时满城都是日本兵，稍有可疑就会被抓走，吓得商家关门，百姓闭户，但生活还得继续啊，所以很多人只能冒险上街。“一天，母亲带我到西单菜市买了熏鸡，酸雪里蕻，咸鱼等，从宣武门出城回家。城门口进出城的人排成长队，城门外排放着十几口大缸，缸里全是漂白粉消毒水，出入城的若带有食品，不管生熟，日本兵夺过来一律扔在大缸中浸泡消毒，之后再甩给你，至于能吃与否，日本兵则一概不管。母亲与我只好苦笑，刚买的东西全糟蹋了，还得偷偷扔。有的人舍不得，跟日本兵、伪军警争呀，讲理呀，挨一顿打是轻的，要让抓走，就许从此就没了下落。”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胡金兆生病了。
那时正放暑假，胡金兆中了暑，上吐下泻，症状和霍乱十分相像，这时街上风声很紧，要让日本人发现就麻烦了，只有赶快去医院。“母亲马上雇了辆当时刚出现的三轮车，我上车后偎在母亲怀里，假装睡着了，脸上蒙块手绢”，这样终于混过了日本兵把守的和平门，来到北大医院就诊，最终确诊为急性胃肠炎，打针吃药后，医生给开了诊断证明，一家人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
三、到底是谁散布了“虎烈拉”？
从“虎烈拉”暴发那一刻开始，北平市民们就对其起因议论纷纷。在侵略者的枪口和刺刀下，任何真相都不可能被揭示，最终人们只能归结于是混合面不干净导致的。据王永斌先生考据，这一说法一直延续到2000年《北京崇文区志》出版前，而《北京崇文区志》所揭开的真相令人大吃一惊，原来这次给北平市民带来巨大灾难的传染病事件，完全是日寇刻意所为。
“七·七事变”后，日军在北平成立了细菌战部队“北支甲第1855部队”，西村英二担任部队长。并在天坛内设立了细菌研究所，由臭名昭著的731部队长石井四郎担任技术指导，负责1855部队的细菌生产和细菌研制工作。据有关史料记载，这支部队十分庞大，定员1500人，除了占有天坛神乐署等不少建筑外，还新建了很多房子，除去宿舍与病房外，仅工作室就有100多间。该研究所研究并制造的“细菌战剂”分为“致死性战剂”和“失能性战剂”两大类，前者包括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炭疽杆菌、野兔热杆菌、斑疹伤寒立克次体、东方马脑炎病毒等十余种，后者包括布氏杆菌、Q热立克次体、球孢子菌等。1940年10月28日，由石井亲自率领一支部队，带了七十公斤的伤寒菌、五十公斤的霍乱菌和五公斤染有鼠疫菌的跳蚤，乘坐飞机到宁波市上空进行散布，未及三天就在宁波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惨案。
而1943年的“虎烈拉”大暴发，也是1855部队犯下的罪行。据《北京崇文区志》记载：“1943年8月，1855部队在北平地区进行散布霍乱菌实验，霍乱迅速在室内外发生、蔓延。（崇文）境内的玉清观、文昌宫、金鱼池、东花市、崇外大街、西打磨厂等地，都发现了大批霍乱患者。截至十月底，城区共发现霍乱患者2136人，死亡1872人，其中路倒死亡92人。当时，西村英二命令受训的250多名候补下士官，上街检疫，将染疫者全部羁留，然后烧死或活埋。仅据战犯长田友吉供认，就有300多名中国人被日军害死。事后，日军诈称霍乱系自然发生。”
至此，“虎烈拉”大暴发的真相已经昭然天下。尤为可怖的是，1942年春天日本特务机关长大本清在冀中被八路军捕获，据供认：日本在华北的北平、天津、大同等地都有制造细菌的场所，日军中经常配有携带大量鼠疫、伤寒和霍乱等菌种的专门人员，只要有命令就可以施放……
视占领区如细菌战实验场，视占领区人民为小白鼠，这就是日寇鼓吹的“王道乐土”……近年来，一些为日军侵华暴行进行辩解甚至美化的言论，在国人中时有出现，除了“丧尽天良”四个字之外，我不知道还能给予什么样的评价，翻开那一段历史，每一行每一字无不浸透着斑斑血泪，任何人都无权蘸着这些血泪为那段历史描绘花边——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