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秦岭、淮河以南籍朋友聚餐时会发现一个现象：他们无论吃了多少菜，无论吃了多少面食，最后都必须“来碗饭”。
在北方人的语境中，馒头、饺子、包子、面条包括各种菜肴，都属于“吃饭”的范畴，但南方人不然，他们口中的“饭”只有一种，那就是大米饭，对他们而言，吃了再多的菜或者面食那不叫吃饭，只有来碗白米饭才叫吃饭，只有一碗白米饭下肚了，这顿饭才算完成。
据预测：2017/2018年度，全球大米产量将达到创纪录的4.915亿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稻生产国和消费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米净进口国；印度是世界上水稻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泰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米净出口国。
作为全世界一半人口主要食物的水稻，原产地是中国。水稻，是我们的先民为人类文明和生存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之一。
史书记载：大禹（姓姒，名文命，夏后氏首领，黄帝的玄孙，颛顼的孙子）时期曾广泛水稻，《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
意思是说大禹命令伯益（姓偃，皋陶之子，赵姓、嬴姓的祖先）给大家分发水稻种子，种在水田里，还命令后稷（周朝王室的先人）给大家分发食物。他还下令有多余稻米的地方，分给那些少的地方。
关于水稻在中国的具体起源地，曾经众说纷纭。
位于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在1987年的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稻壳，据说总量达到一顿之多。在已经碳化的稻壳中可以看到稻米，分析的结果确认这是七千年前的稻米，因此河姆渡曾经被认为是中国稻作之源。
水稻的栽培，使上古中国社会上曾出现了大量余粮，随之而来的是贫富差别的出现，文明的发展也随之进入崭新阶段，与黄河流域的小麦文明一样，长江流域的稻作文明同样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一条主线。
几乎与河姆渡遗址发掘的同一时间段，在湖南澧阳平原（洞庭湖西北岸澧水中下游地区）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田、最早的稻作农业灌溉系统，包括众多稻作文化遗址，将中国稻作历史又提前了2000年。
在湖南彭头山文化遗址，发现大量掺杂在陶片里的距今9000年的稻壳，在八十垱遗址发现了距今8000多年的近万粒炭化水稻，在城头山遗址发现了距今约6000多年的古稻田，在距今4000多年的鸡叫城遗址，则发现了堆积如山的炭化谷糠和非常好的灌溉系统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考古成果，无论从年代还是文化谱系上都非常清晰、连续，因此也有不少专家认为澧阳平原才是稻作文化的起源。
大米和面粉一样都是优质植物蛋白质，也是营养佳品。大米中含赖氨酸较高的碱溶性谷蛋白占到80%，赖氨酸含量明显高于其它谷物，并且氨基酸组成配比合理，比较接近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蛋白质氨基酸最佳配比模式。
大米具有很好的养生作用，大米煮粥具有补脾、和胃、清肺功效；用大米熬制的汤汁有益气、养阴、润燥的功能，特别有助于于婴儿的发育和健康，能刺激胃液的分泌，有助于消化，并对脂肪的吸收有促进作用。
大米也是一味中药材，中国传统中医学理论认为：大米性味甘平，有补中益气、健脾养胃、益精强志、和五脏、通血脉、聪耳明目、止烦、止渴、止泻等多重功效，多食用大米能令“强身好颜色”。
水稻离不开水，固然很适宜在中国南方低洼、富水地区的种植。但在东汉以前，水稻的生产与小麦生产相比还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因为那时黄河流域人口更多，对粮食的需求自然非常巨大。
按照当时黄河流域人们的看法，南方的土地不适宜种植小麦，因此《禹贡》（《尚书》中的一篇）就以是否适合小麦的种植为标准而将南方的土地排在最末等，现在看来颇有意思。
从西汉末年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人口统计看，华北大平原及关中是当时人口最密的地方，江南、华南地区人口稀少，如豫州（今河南东部、安徽北部）的面积大约只占疆域的约2%，人口有755万多人，占当时全国总人口13%以上，共置县108个；而豫章郡（今江西全省）面积比豫州大一倍，却只有区区35万多人，置18个县。
可见那个时期，尽管水稻早已是南方的主要作物，但是由于当地人口数量相对黄河流域来说并不大，所以水稻的总产量也不算很高。
东汉末年三国时期，连年战争使黄河流域社会经济遭受到巨大破坏，中原人大量南迁至长江流域；西晋“永嘉之乱”乃至覆灭后，北方战祸频仍，更多中原人向南迁移，先进的农耕生产技术也随之带到南方，南方的水稻产量迅速以几何级数上升。
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个“独占”、“独享”的民族，相反，是一个具有高度开放、包容度且愿意分享、乐于助人的族群，水稻的对外传播便是一例。
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约公元前1046年）灭亡后，周人统一了中原。与比干、微子并称为“殷末三贤”的箕子，虽贵为末代商王纣王的叔父，但眼看着谏言屡屡不被采纳、国族危在旦夕的情势，于是带领一批东夷人从中原北上，一部分与生活在今内蒙古赤峰地区的东夷人后裔秽貊人汇合，大部分则跟随箕子继续向东，跨过鸭绿江来到朝鲜半岛。
那时的朝鲜半岛正处在考古学意义上的新石器时代，人烟稀少、文化落后，箕子从中原带去了先进的社会制度、文化风物，建立了半岛史上第一个集权制、世袭制政权，即“箕子朝鲜”国，并且得到了周武王的册封。
箕子首次为半岛建立了成文法的法度——《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
箕子在朝鲜半岛推广了商朝标准的农田基本形式，被称作“箕田”。据朝鲜学者韩百谦（1552年—1615年，朝鲜王朝中期著名学者）所著的《箕田考》记载：箕田方正有规则，与中国商朝甲骨文中的“田”字相吻合；每田分4个区，每区有田70亩，与中国“殷人七十而助”的计量文献记载相一致。近现代平壤郊区依然有箕田的存在绝非偶然，当是数千年前受商朝耕作制度影响的结果。
箕子根据半岛的土壤、水文、气候等特点，带去了水稻种子，因为山地、丘陵较多，昼夜温差较大，水稻相比其他农作物而言，只要满足水的供应，便易于种植和维护。尤其重要的是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相对很高，契合满足半岛罕有大面积平原、大片可耕地较少的特点，可以满足地狭人多的生存需要。
与中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的邻国日本，与中国、朝鲜一样，也属当今世界上水稻大国之一，他们培育的“秋田小町”是大米中的优质品种。曾经在日本学界，认为该国的水稻是从中国经朝鲜半岛传播过去的，理由是今天日本绝大部分的水稻品种与半岛的一致。
然而2001年，一则貌似不起眼的消息却引起了很大轰动：日本大阪府和泉市教育委员会公开宣布，受其委托，静冈大学农学系植物遗传学副教授佐藤洋一郎等人，通过对和泉地方池上曾根等两处弥生时代（约公元前300年—约300年）遗址发掘出的稻米进行DNA检测后，发现其特定染色体的氯基排列有8种形式，其中一种是朝鲜半岛的稻米所没有的，而这种水稻今天在日本和中国大陆仍然被广泛栽培，这就充分证明，早在2200至2300年前就有中国人来到日本，并且带来了水稻的种子。
不晚于秦代，水稻已经传播到菲律宾。
南北朝时期的五世纪，水稻从中国经伊朗传到西亚，然后经非洲传到欧洲；十五—十七世纪地理大发现（也称新大陆发现）时代，水稻再由欧洲、非洲传到美洲，从而成为全世界普遍耕作的谷物之一。
印尼被称作“千岛之国”，水力资源丰富，但连片可耕地相对不多，气候、湿度等非常适合水稻生产。据说南宋末年，不堪蒙元灭国之辱的汉人便漂洋过海来到印尼定居，带来了水稻种子，也有说在明代郑和下西洋（1405年—1433年）时由中国传入，无论怎样，水稻从中国传入印尼的历史也在500年以上。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区，华人很早就因为各种原因来到东南亚定居，那时候这个地方没有统一的政权，更谈不上统一的国家。
华人不仅给东南亚地区引入水稻，手把手教会当地人种植，还带来了豆腐等许多中国特有食品的制作工艺，极大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今天的印尼、马来西亚口语中的很多借词，都来自中国福建话、广东话或者客家话。
大体上，根据粘性、性状等，大米又被分为粳米、籼米、糯米三种，其中，粳米主要在北方生产，生长期较长；籼米主要在南方生产，生长期较短。
糯米是一种粘性很大的大米，俗称粘米，北方多叫做“江米”，意指其主要产自江淮、江浙地区，南方则依其特点直呼为“糯米”，即软糯的米。糯米富含B族维生素，是一种养生佳品，也非常适合制作多种美食，如著名的八宝饭、糯米藕、糯米粑粑、糯米糍粑、糯米山药等等，不过与其他大米品种不同的是，糯米不易消化，因此不宜长期、大量进食。
一碗热腾腾、香气扑鼻的大米饭，承载着一代代先民们披荆斩棘、精心培育的心血与汗水，珍惜粮食、品味美食，让我们的生活更有趣更美好。
当然，我们还应该记住一个名字：袁隆平，他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